26位代表在人大会上联名提案

　　寒假到了，各类补课黑班又在沈阳的居民区、大街小巷红火起来。正当教育管理部门对补课这一老大难问题深感头疼时，１月１０日，２６位沈阳市人大代表联名向正在召开的沈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规范中小学课余补课行为，制定合理补课收费标准”的议案。此举在人大代表、学生家长和老师中间引起强烈反响。
　　在今年的沈阳市人代会上，关于学生补课的争论成为热点中的热点。李蒲、刘长青、尹良培等一部分代表提出，学生补课既有现实的市场需要，又亟待规范，与其让社会上的“黑班”补课充斥市场，还不如充分利用学校的正常渠道，规范学生的补课行为。这个想法提出后，立刻遭到另外不少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补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与素质教育相违背的，不管是社会补还是学校补，都是在为学生增加负担，绝对行不通。

		刘长青代表支持补课解禁
		支持解禁的代表提出自己的观点

　　这个议案的“牵头人”、沈阳市招考办主任李蒲代表认为，因材施教是教育教学的根本原则之一，按照教学规律，教师的课堂教学只能满足多数学生的要求，不可能在班级授课制的教学形式中，通过课上教学让所有孩子达到相同的标准。为此，符合规律的课余补课已经成为一部分学生的学习需求，也是得到这部分学生、家长认可的不争事实。
　　几位提出此议案的人大代表、包括２００３年的辽宁省十佳校长刘长青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所提出的允许中小学进行规范课余补课的建议是经过对老师、学生和家长大量调查之后提出来的，但前提是小学和中学不应该全员补课。
　　代表们认为，他们提出此建议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学生中、高考升学确实有需求；二是近几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于课余补课所采取的“一刀切”禁令，并没有堵住这个口子，应该考虑通过规范学校补课的方式去疏导这一屡禁不止的难题；三是与其让社会上不了解本校孩子的补课班或黑班给孩子补课，又贵又没有多少效果，还不如让熟悉孩子情况的本班、本校老师补；四是由于学校放学早，家长下班晚，经常造成孩子放学后在网吧等社会场所逗留，容易让孩子学坏或染上不良习惯，而学校适当补课延长放学时间就会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脱轨”状态。
　　辽宁教育研究院邹喜成研究员说，在目前的“高压”政策下，大部分补课班只能以地下“黑班”的状态生存。地下补课班盛行对基础教育的冲击很大，地下补课班主要讲两种知识：一是专门讲课本，是对正规学习的一种重复，容易产生“夹生”现象；二是专门讲习题，给孩子增加额外的身心压力，因孩子尚处在思维能力不成熟的阶段，若不堪重负，很可能出现心理疾病。他认为，补课必须由学校组织，限度限量，必须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必须以自愿为前提。
　　全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总课题组组长、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王加绵教授指出，目前中小学生的补课现象是中国教育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产物。他说，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家长“望子成龙”的渴望与学校和教师想“业余”创收的愿望不谋而合，从而形成了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市场需求。否认也好，杜绝也罢，都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目前，最重要的是得从这一“存在”中寻找出“合理”的出路。
　　这首先需要家长转变观念，因为分数不是评定学生素质的惟一标准，上大学也不是学生成才的惟一出路。其次，对因客观差异造成的中小学生补课需求，不可一概而论认为有违“素质教育”宗旨和加重家长负担而以行政手段加以限制或禁止。最关键还在于正确引导。
　　对此，王加绵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坚持学生和家长自愿的前提下，适当补课，规范管理。否则，既“管” 不住、又无“规矩”的现实还得继续“存在”下去。最终，挨骂的总是学校，经济吃亏的总是家长，而受损失更多的则还是国家。

		反对的代表担心引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有关教育的话题成了人大会的一个热点

　　沈阳市人大代表马成泰告诉记者，学校主张补课，无非是创名牌、争高分的一种手段。这与我国一贯提倡的素质教育是相违背的。教育的根本是要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多方面发展，而不应该把教育搞得过于功利性。而且学校补课一旦合法化又会牵扯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学校补课是否采取自愿，学习比较好的学生是不是也要求参加补课，以及补课的收费标准问题等等。而且很有可能形成一种与初衷截然相反的混乱局面，使学校对学生补课一事产生一种变相的强迫。使学生刚刚有所缓解的压力又重新加重。
　　人大代表张继良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应该只把眼光盯在分数上。如果每天都要补课到很晚，周末还要接着补，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内容。学生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其他能力的培养。那么，素质教育又如何实现？其实充分利用好正常的教学时间，保证优质的教学质量，使学生们在课上时间就能充分地理解所学的知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人大代表王真新也认为学校公开进行补课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据说以往有些学校的老师为了让学生到自己的补课班来上课，竟然在正常上课的时候对讲课内容有所保留，只有在补课的时间才讲出知识的精髓内容。显然，这些教师是将补课作为一种“创收”的手段。如果学校补课也逐渐公开化、合法化，容易使补课进一步演变成学校创收手段。
　

		“黑补课班”在上课
		“黑补课班”的孩子们

　　“哪个家长敢拿自己孩子的命运当儿戏？”这是沈阳市和平区一所重点初中学生母亲的心声。她说，孩子的成绩在班里属中上游，可自己并不感到轻松，别的孩子都补，如果不给女儿也增加点“营养”，就很难和别人竞争。
　　沈阳市大东区振东中学不久前搞了关于补课的民意测验，出人意料的是，有超过８０％的家长强烈要求学校补课，认为学校不给学生补课是不作为。在近一周的调查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愿意补课的，但是因为有中、高考的升学压力，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和家长又赞同补课。
　　采访中许多家长说，一些“名校”的补课班报名要提前两三个月，每班多达６０人。即便这样，还是人满为患。但家长们对“地下”补课班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以及教学环境差表示了担忧。大部分家长表示，还是希望能有个统一的环境、公平的价格。
　　对于教师来说，丰厚的收入是补课热的“加温器”。在沈阳，一些教师平时每天晚上给学生补一节课，双休日、寒暑假每天给学生补４－５节课，每个班至少２０人，每名学生每节课收取２０至３０元补课费，这样算下来一年的补课收入高达十几万元。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顾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禁止，加入到补课黑班的队伍中。
　　记者发现，对于多数地下补课“黑班”，教育行政部门在打击时深感无奈。社会力量办学管理部门对补课“黑班”没有处罚权，对于一些违规办班者，即使抓个“现行”也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教育局的人前脚走，办班者随后就大张旗鼓地招生上课。
　　一位从事家教的初中教师说：有偿补课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商业行为，补课老师都感到压力不小，还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为此承担“道德考验”，心情很复杂。另一原因是教师的校外补课活动完全不受监督。学校即便发现教师补课影响了教学，也不能给以相应的处罚，更严密的考核及管理机制的缺失给教师有偿补课打开了“方便之门”。
　　尽管此次沈阳２６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允许学校规范补课的议案能否获得通过，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正反两方之争必将对补课这一问题的及早解决产生积极影响，更会引发对素质教育的深层次思考。
　　眼下，沈阳教育主管部门也正在研究中学是否可以补课一事，有关专家正在对这一建议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针对学校补课如何把握自愿尺度，不少中学正在实践中加以探讨、借鉴，那就是把不同科目分配到不同学校。比如，数学科目的“补课权”可以定在一些学校里，而英语“补课权”可以定在另外一些学校。在招生上，除了本校学生外还可以招收别的学校学生，这样就可以保证学生的自愿性和选择可比性，也形成了教师资源的“补课共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