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学代表作品之一《省委书记》

《生死抉择》海报

　　
　　
　　良知与正义的丢失，无疑是可怕的，它将会摧毁一切美好的希望。一个时期以来，腐败成为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一种社会现象，一批关注现实、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为了再塑良知正义，创作了一批揭露腐败现象的文学作品，被称为官场小说。

　　文学界认为，新中国５０余年的文学史并不漫长，然而就现实主义题材来说，仍可以切出三个断代：一是前３０年的革命文学；二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伤痕文学；三是９０年代以来的反腐文学，从广义的角度看，反腐文学包括官场文学，因为官场文学在揭露腐败的同时也昭示了反腐的重要性。作为新中国重要文学成就的伤痕文学与官场文学有着共性的东西，那就是对政治行为的批判，不同的是，伤痕文学是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而官场文学则是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

　　正是因为官场文学描写了现实中的官场生活，这也引起了与官场离得远或离得近的人们的充分兴趣。从最近几部官场小说的发行量可略窥一斑：去年最火爆的《省委书记》一个月就发行了２５万册，而加印２０万册后，不到一个月时间，仓库里只剩下６０００册；而更在此之前出版的《苍天在上》发行了１２．５万册，《大雪无痕》则取得了发行１８．５万册的佳绩。尽管有不少的文学评论家认为从文学角度看，“官场小说在分量上，是无法与平民文学和乡土文学比肩的。”但就其发行量和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来说，当代社会却难得有几部其他类的小说达到这个程度。

　　上述三部小说都出自一人之手——陆天明，而在这个领域里还有两位作家也在市场上和读者心目中极富号召力，他们是周梅森和王跃文。周梅森的代表作《至高利益》、《中国制造》，王跃文的代表作《国画》、《梅次故事》等，不管这些作品有没有拍成电视剧，几乎每部小说的出版发行都会在当时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畅销热潮，而这些作家也成了畅销的保证、电影票房的“灵丹妙药”。

　　 十年铸剑，剑锋却直指政治，假如没有政治上的宽容与支撑，难以想像，这样的作品不要说能够发行畅销，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恐怕这些作家连出版前的审查也通不过，更不会出现官场文学如今的火爆局面。确实如此，从乡镇书记、县长，到市委书记甚至省委书记，可以说从最基层的政治生活一直写到高层政治社会、高层政治人物，而这在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尤其是《省委书记》是个更敏感的题材，“这么高的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怎样表现他，他们是很丰富的层面，着重写哪些方面，人民怎么看待，怎么符合客观、真实和人民的需要？”它的作者陆天明说。在写之前，他也曾采访过一些在职的退下来的省委书记，与他们进行彻夜长谈，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也就不会有官场文学中的一部力作。

　　除了有史以来比较好的创作环境外，这样的作品也正好适合了一个时期社会的独特需要。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说：“人们喜欢看官场小说，一是证明了社会上‘官本位’意识的浓烈，二是中国社会中政治生活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中国社会还处于官文化向法制文化艰难过渡的时期，好官与坏官深切地影响着一个地区的发展。”目前“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之大是无法忽视的，而一些作品正是写出了这种影响力，使官场中人和非官场中人在作品中找到自己共鸣的东西，作品也就自然不用愁销路问题了。

漫画《车到山前没有路》

《大雪无痕》海报

　　如果说官场文学是十余年才磨出来的一把剑，这把剑却是一把“双刃剑”甚至是一把“多刃剑”。

　　由于反腐文学和官场文学成了近年来的书市亮点，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各路出版社和各种各样的所谓“小说家”纷纷杀进这个圈子里，他们在最快、最短的时间里以读者眼花缭乱的速度一本接一本地推出官场或是反腐图书，《黑路》、《黑马市长》、《罢官》、《黑幕红幕》、《女市长》、《升迁之道》、《权力场》、《市委书记两规的日子》、《市委书记在上任时失踪》……官场文学成了一个最大的金矿，尽管有的作者是第一次出长篇，甚至文中也是漏洞百出，但仍在书市上卖得红红火火。

　　“抓不尽的贪官，反不完的腐败”，这也是一些官场小说中极尽描写的素材，但是大量格调不高、层次不高甚至品位不高的“垃圾”也充斥其间，拳头＋枕头、权色交易等细节描写，在一些打着官场小说旗帜的读物中占据着绝大部分的文字和篇幅。最近，北京查封了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写“小人得志便猖狂”的所谓官场小说，通篇都是赤裸裸的得志小人玩弄各色女性的文字，其下流与淫荡比眼下一些明令查封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位翻阅此书后的读者气愤地讲：领导干部难道整天除了玩女人就不干别的事？这类“垃圾”多了，影响、诋毁领导干部的形象不谈，难免要冲击到官场文学“抨击腐败、揭露黑暗、激浊扬清、弘扬正义”的整体形象。

　　陆天明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大声疾呼：“反腐”不要“贩毒”，官场文学中大量阴暗面的曝光，大量玩弄权术手段的披露，甚至一些书上更是明码标价地注明此即“官道”或“权术”，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官场文学如果照此发展，难免会误入歧途，直至出现一些怪胎文学。

　　事实上，这样的东西在社会上仍占居着一定的空间，他们借着政治的容忍度撒野，以胡乱暴露、极度猎奇为乐事，《机关滋味》的作者汪宛夫曾撰文对此现象进行强烈抨击：“一些作家们闭门造车，远离生活，躲在书房里胡编乱造，炮制出大量不切实际的‘腐败文学’，比早先的暴露文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官场文学和反腐文学的名声，增加了他们生存的风险，最近书市上鲜有官场文学投胎，原因大约在此。”

　　喜欢看小说的读者大概还记得，在１９９９年的图书市场上，王跃文的一本《国画》火爆一时，以至于王跃文要在这几年推出包括《国画》在内的官场文学的“三部曲”。但是至今，这部畅销至极的小说仍在读者中存有极大争议，一些读者说：“看了《国画》后，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官场上下都是一些流氓政客阴险小人，他们道德沦丧、精神颓废、麻木不仁，偌大一个荆都市只是一个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权力格斗场。如今的官场，如果真像作者所描绘的那样令人绝望不可救药，中国连续二十年高经济增长率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是谁带领下取得的？”

　　抛开《国画》的文学艺术价值和应有的社会价值不谈，这个读者提的批评也不无道理，我们的“官场”中有许多胡长清、皮德求、张天奇、朱怀镜之类的卑鄙小人，也有很多像李高成、吴明雄、高长河、罗维民这样的民族精英，更有一大批虽然平平常常但却遵守党纪国法的党员干部。如果无视他们的存在，片面地追求新奇与刺激，就会走进一个死胡同，甚至对官场文学的艺术创作产生极大的反作用。

作家陆天明

《官场现形记》堪称 官场文学中的“老大哥”

　　“官场文学不是不能暴露腐败，关键在于怎样暴露，怎样客观现实，充满批判性和艺术张力地去暴露，从而真正达到鞭笞腐败，让政治先行者们加大思考力度，推进政治和历史前进的步伐。”尽管《机关滋味》也同样受到一些读者的批评，但他的作者汪宛夫仍愿意继续对官场文学的道路进行探索，而一大批像汪宛夫这样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已经意识到官场文学肩负的艺术责任和社会责任。

　　 的确如此，近几年，随着官场文学创作群体的日益成熟，一批优秀的作品也不断涌现，九十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几部官场文学《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就属于这类文学的典范，他们对官场与现实惟妙惟肖的刻画、精辟入理的分析，展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政治画卷，能引发智者痛思，为后人留下厚实的史料。

　　 陆天明说：“很多年以来，中国文学在一个非常左的路线上进行，最大的表现是作家不能有自我，文学不能有个性，文学不能表现人性。近２０年来，新时期文学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冲破了这个禁区，文学可以拥有个性，作家可以拥有自我。”而作家拥有自我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去写？如果只是为了作家的自我存在，其实他可以进行个人写作活动，就是写日记、写情书、写信。一旦成为作品进入社会，就是人文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它就势必和大众、时代、民族、历史发生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受个人左右的。从小我走向大我，从自我走向社会，这个门槛要跨，如果不跨，文学之路是走不远的，它会很苍白。

　　“我认为中国文学有一个传统就是写官场黑暗，如果作家的态度非常正就非常好，让人们痛恨这些黑暗，这也能够促进时代前进。现在的问题是，有少部分人，我不称他们为作家，他们是站在一个赏识、把玩、贩卖的角度，在作品里贩毒，这样就毒化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陆天明表达出他对官场文学所肩负社会责任的态度。

　　同样，做为畅销的文学作品，官场文学也应有它的艺术责任，怎样才能把文学艺术继承并发扬光大？目前部分官场文学作品的不足之处在于，都只满足于“素描”，矛盾制造了不少，肤浅却是一个共性。

　　反腐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人的，也是全人类的。如何按住中国人的软肋一针扎进，探寻出人类灵魂深处的疾患，把官场文学写得深一些，透一些，恐怕是当代作家们共同的责任。不能排除，现在有一部分这样的作品，它更多的是事实、细节的叠加，从官场找点事情，或者找一点刑侦、纪委查办的案件什么的，几天就能炮制出一部大部头的“官场小说”，然而这种翻来复去的简单劳动容易让读者厌倦，觉得你重复。要有好的作品，关键是作品不仅要有形式上的创新，而且要把对生活的思考提炼成特别强烈的艺术创作个性。

　　文学界人士指出，官场腐败现象要揭露，要鞭挞，要严惩，但是也不能完全抹煞、违背现实！写“官场文学”也好，写“反腐文学”也好，既不能用“高大全”的思路去塑造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英雄”，也不能用“一窝烂”，或者只揭恶、不扬善的手法去描绘一个令人绝望的“官场现实”。要秉着鞭挞假恶丑，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的精神，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进行创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