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届的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活动悄悄落下帷幕,艺术家们的执著探索、爱好者们的精神大餐、观众的掌声和泪水都成了重新冷清下来的剧场上空久久盘旋的余音。老牌艺术在国家级交流、评比活动期间重写辉煌,取得的成就令人欣慰。但严峻的演出市场现实,创作、表演人才的匮乏等种种问题也仍然困扰着这门高雅艺术的生存和发展。

                            新华网辽宁频道   报 道:于力 吴晶
                            摄 影:李钢   编辑制作:郑阳 王超

中小剧团崭露头角

  “2002年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已经结束,一些话剧界专家在谈到对本次交流比赛的印象时,不约而同地提到参加比赛的各中小剧团,他们此前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这次却异军突起,为话剧舞台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李默然(右)
接受新华社记者于力的专访

  “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活动由国家文化部主办,每5年举行一次,其间评出国家话剧艺术政府奖。参加本次交流比赛的17部话剧,是经过国内有关部门专家严格审查遴选出的,代表了我国新世纪话剧最高成就。被选上的17部话剧中有9部来自国内的中小剧团。中小剧团的剧目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原因是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打工棚》第一次在国内舞台上表现打工族的生活,剧中所表现的共产党员赵云天外出流浪打工增长见识以回村带领农民更好地致富,这一形象是对新时期共产党员形象新的探索;宁夏话剧团针对为农民演出的特点,探索出“流动舞台”——大蓬车的演出形式,将大卡车改装成舞台,走到哪演到哪;《让你离不成》尝试用喜剧反映军营生活;《龙二歌的婚事》为适应当地观众全部采用方言形式;深圳罗湖艺术团则起用了非职业演员演出。
  专家指出,中小剧团的探索都是以如何适应观众为目的,在内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这9部话剧除了一部历史和一部国外题材外,其余的都是表现当代小人物喜怒哀乐的题材,舞台视点下移,没有太多空话、废话,都是生活中的琐事、小事,但却正是观众们关心的事。
  中国话剧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克欢认为,中小剧团的崛起是件好事,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形象出现在国家话剧舞台并引起观众共鸣,的确值得关注和思考。


   《打工棚》



  《龙二哥的婚事》


 《任弼时》
两种体制竞争繁荣

     就在“2002年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汇演”期间,北京也正在上演一部大戏《见人说人话》,从剧名上看,就不同于正在沈阳展演的剧目,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区别,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双方的体制,一个是国家政府补贴扶持,一个是独立制作人靠市场运作。

中国话研会副会长、专家——林克欢

    中国话剧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克欢说:“目前我国话剧界开始出现两种体制并存,共同竞争繁荣的局面。”


   《阳光地带》



《去年冬天》

   据专家介绍,我国话剧以前一直是靠政府拨款扶持,这种单一的体制已延续多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企业投资、实行独立制作人的体制。经过近一段时期的发展,这种体制已经在全国发展壮大,形成了与“国营”体制相提并论的局面,演出剧目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传统体制下艺术团体排练上演的剧目。这种现象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表现尤其突出。
  实行独立制作人的新体制话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重视市场化运作。企业投资话剧,实际是把话剧当作一个商品,从中获益。因此,往往是在运作前先搞大量的市场调查,上演前,就开始展开宣传攻势,引起观众的注意,同时利用大牌明星的号召力来吸引观众,最典型的是话剧《托儿》。正在北京上演的《见人说人话》,也请来了喜剧明星蔡明助阵。
   专家们指出,应当注意的是,这种“私营话剧”虽然在内容上追求通俗,以求赢得市场。但在艺术上也在不断提高。
  针对“私营话剧”咄咄逼人之势,专家建议,由国家补贴、扶持的“市”字号、“省”字号、“国”字号的剧院团也应该转变观念、积极应对。在剧本创作、艺术创新上应有新的突破;“国营剧院”不缺乏人才,关键是如何管理、使用好人才;在剧目演出中如何进行市场化运作也是紧迫而重要的新课题。

《雪落有声》
  求变求新求异蔚然成风

    “我们力求通过这种中外合作的方式,给观众带来一些新鲜感觉,给中国话剧带来一些新东西。”老牌剧团四川人艺与英国CC艺术制作公司合作制作话剧《我们曾经错过》,起用了英国导演和部分外国演员。四川人艺一位负责人说:“这出戏虽然才演了20多场,却受到了成都观众的普遍好评,和英方合作,既可以学习借鉴西方话剧艺术的经验,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还可以通过英方的资助,解决部分资金问题。”
  今年的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刮起了一股求新求变求异之风。原中国实验话剧院院长、著名编剧刘树纲认为,目前,中国话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电影、电视等等姊妹艺术形式的强大攻势,话剧自身的弊端等等,无不在制约着话剧的发展。为此,大家都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途径,在这次汇演中表现尤其突出。

  深圳罗湖艺术团同四川人艺一样,在制作方式上开全国先河。这个艺术团由当地宣传部扶持,艺术团的演员全是业余的,有教师、警察、公司职员等。有戏演,他们就走到一起排练、演出,平时则分别从事自己的职业。这样,他们不象其它政府扶持、补贴的剧团,要负责职工的医疗、住房、养老等,包袱沉重,发展艰难。专家认为,深圳罗湖艺术团的体制为中国话剧体制多样化提供了很好的样板。
  在这次汇演中,更多的剧团加大了在艺术上创新的力度。天津人艺的《为你喝彩》在舞台布景上,大胆引进电视手段,在舞台正中和两侧挂着大屏幕,画面随着剧情变化。由于这部剧以“9·11”为背景,屏幕上还不断出现一些真实的新闻事件画面,新颖的艺术手法更好地表达了它的主题。
  有关专家认为,这次汇演体现出的创新求异之风,反映了话剧界开始认识到话剧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已经在自觉进行自我改造,增强竞争实力。同时专家们还提出,话剧的这股创新求异之风,仅仅是开始,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观念、体制、市场意识上更应加快改革的步伐。

当代话剧“为大众代言”

  主人公“平头百姓张明华下岗,妻子内退,女儿不理解”,南京话剧团话剧《平头百姓》一开场就将观众带入催人泪下的戏中,观众伴着感动的泪水报以阵阵掌声。
  在沈阳举行的2002年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参赛的17部话剧反映象张明华这样的平头百姓的戏就有12部之多。“中国当代话剧正在将焦点对准平民,为大众代言”,中国戏剧评论家、中国京剧院院长林毓熙这样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当代话剧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生命状态和心理状态的强烈关注,体现了“话剧植根于生活,来源于人民”的创作原则。
  林毓熙指出,运用主人公的日常生活片段开掘普通百姓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舞美、台词等各个角度都反映出当代剧作者对演出样式平民化的追求,体现了中国话剧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
  他说:“贴近平民也使话剧的本体艺术得到充分张扬。”中国当代话剧创作在细节安排和人物刻画上有着强烈的冲突和语言的张力,带给现场观众自始至终的情感冲突,这是话剧界一个可喜的现象。尤为重要的是,一批中青年演员通过体验生活,形成了扎实严谨的艺术风范,有利于促进中国话剧良好的艺术生态环境。
  四川人艺青年编剧李亭谈到《我们曾经错过》的创作时说:“戏是演给人民大众看的,这就要求我们将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命运、喜怒哀乐,只有真实表现了这一切,才有可能赢得我们观众的主体——人民大众。”《平头百姓》的导演李建平说:“平民戏也是英雄戏,在这些普通平民的身上,闪烁着无私奉献、英勇无畏的精神光芒。张明华的原形周光裕已经成为再现新时期南京市民精神的代表。”
  反应普通人生活的话剧在沈阳也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沈阳高等电力专科学校的一位姓张的大学生在看完《梅家小院》后说:“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感人的剧了,它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我就像剧里贫困的大学生那样,也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好心人。”

 《千元赏金》结束后,热情的观众为演员和导演献花


大学生对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情有独钟
  宁夏话剧团深入大学校园演出,团长王志洪(右)与大学生交流
  辽宁大学阳光剧社的校园话剧《新铡美案》(资料)
  校园话剧引起专家关注,辽宁大学的阳光剧社演员正在排戏

 校园戏剧注入新鲜活力

   100多年前,法国大文豪雨果创作了终身未得发表的《千元赏金》。在纪念雨果诞辰200周年之际,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我国大学生首次将这部戏原汁原味儿搬上了国家级的话剧舞台——在 “2002年中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学生演出了《千元赏金》。这是入选本次活动的17台剧目中惟一一部校园戏剧,也是惟一的一部外国作品。

   舞台上,学生们在19世纪法国贵族家庭的布景前,身着华丽的欧洲古典服装,一丝不苟地表现雨果笔下的小偷、男爵、贵族小姐和法官。虽然他们的造型、台词甚至艺术表现力尚未达到专业院团的水平,然而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和大胆的艺术范式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以及业内专家的好评。
   中国话剧研究会会长毛金刚说:“一部校园戏剧可以参加中国国家级话剧演出及评比活动,这本身就非常成功。”他说,“日渐活跃的校园戏剧不仅为我国话剧注入活力,也让老艺术家看到了话剧事业发展的希望”。
 《千元赏金》是雨果晚年创作的“自由戏剧系列”之一。雨果戏剧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笔触和人文主义的情怀,不仅可以提升大学生的艺术素养,也可以为话剧创作增添新视角。这是我国第一次演出雨果的“自由戏剧系列”作品,引起了专家的广泛关注。
    毛金刚指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投身于戏剧,反映出我国话剧界活跃的艺术氛围。学生的表演往往可以打破框架,以自己的视角解读剧本,这不仅向观众传达新的信息,也可引发专业人士全新的思考,刺激艺术格式的全面发展。
   “青年人是话剧最好的知音,我国话剧事业的前景光明。”执导《千元赏金》的著名女导演陈顒深有感触。她说,学生们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排出了国内专业团体尚未排演过的《千元赏金》,不仅说明校园戏剧的巨大潜力,也是我国戏剧教育的有益尝试。
    陈顒说,我国青年热爱戏剧,希望从夸张的生活再现中寻找心灵的共鸣和审美的愉悦。将外国经典剧目引入校园戏剧,不仅是对大学生自身艺术修养的提升,也是传播戏剧文化的有效途径。 

    忧思之一:精品难寻,我国话剧缺少抗鼎之作
  为期12天的2002年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活动,虽然评出了7部优秀剧目。但评奖专家们认为在话剧不景气的今天,经过认真遴选的17部话剧新剧目还没有一部能够称得上中国话剧的抗鼎之作,有专家认为在一段时期内话剧很难出现精品。
  参加交流演出的17部话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参赛的一些剧团也都表现出了积极创新的意识,采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段,来增强感染力。但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艺术水平上仍然与优秀话剧作品有较大的差距。著名剧作家刘树纲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好看”。因为还没有走出传统的模式,人物塑造概念化,缺乏对生活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代表我国在新世纪之初话剧创作最高成就的获奖剧目所以缺乏抗鼎力作,原因是多方面的。辽宁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孙浩认为,话剧创作演出队伍面临危机,在全国范围内,戏剧队伍人才结构并不理想,全国共用几个导演、编剧、舞美设计的现象日甚一日,艺术新人寥若晨星。辽宁省参加本次话剧交流演出的3部剧作全是聘请外省的导演,17个参赛剧团有10个是外请编剧导演。比起其它艺术形式,戏剧已成为清贫行业,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其次,尚未形成稳定的创作机制和创作秩序,一些地方政府对戏剧的投入过于功利化,拿奖便投,拿不到或名次不理想就不投。
  也有专家认为,缺乏竞争活力的办院体制和缺乏市场意识导致话剧精品难以出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认为,那种“国家拨款办剧院、行政垂直管剧院、剧院出资养人员,人员受命演剧目”的体制及剧院部落式的管理无法将剧院的人员、资本、设备、技术、剧目进行优化配置,大大束缚了话剧创作人员的能动性。

            忧思之二:中国话剧人,要获奖还是要市场?
  在2002年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的17个参赛院团中,只有云南话剧团在沈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因为是唯一一个主动向辽沈观众介绍自己的剧团,这家话剧团的话剧《打工棚》不仅获得了优秀剧目奖,也成了17部话剧中上座率最高的。
  此次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要评选出国家政府艺术大奖,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话剧盛会,当地的媒体和观众却反应冷漠。辽沈地方媒体对9月3日在辽宁省会沈阳举行的话剧交流演出开幕式的相关报道,规模上还不如对9月5日在辽宁地方城市铁岭举行的东北三省小品大赛的报道。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的12天中,记者曾搞过一次小范围的调查,结果知之者甚少,一位观众说:“我不知道都演什么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演,我更不知道都在哪里演。”
  应当说,媒体和观众并非对话剧另眼相看,虽然话剧现在并不景气,但毕竟是新世纪中国话剧界的首次盛会,在沈阳这样的大都市,应当不乏热心观众。前一段时期,话剧《托儿》在沈阳演出的盛况仍历历在目,最高的票价甚至炒到上千元。
  我国著名话剧编剧刘树纲说,很显然,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目前我国政府扶持的话剧院团市场观念淡薄,没有主动出击市场,包装推销自己的意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各院团受到地方政府扶持补贴,养成了吃大锅饭的习惯,有没有市场无所谓,只要能够获奖就行。二是由于话剧创作的落后和人才的流失,尤其是话剧明星向影视转移,使话剧在宣传上缺乏“卖点”,很多话剧工作者缺乏自信,惟恐花费大力气包装宣传,结果没有效果,闹得鸡飞蛋打。记者在采访中亲眼看到,虽然各院团无意向社会宣传自己的参演剧目,却频频地去敲评委的大门。令人欣喜的是,毕竟云南话剧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甚至他们也没有想到仅仅稍微做一下宣传,就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体制改革走在全国话剧界前列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已经开始在市场化上大做文章,他们大胆引进、精心制作国内外创作的优秀剧目,策划多种主题内容的演出节目,制造新闻热点,扩大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他们推出电话订票、送戏票上门等服务,考虑市场季节差异,实行不同价位的票价政策;建立话剧观众数据库,完善服务质量动态监控体系;树立品牌意识,加强广告宣传等。他们的市场化运作,不仅赢得了市场,同时也得到了政府大奖。现在,他们平均每年排演新剧目8到9场,年均演出场次锁定在200场以上,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话剧《商鞅》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最高奖--文华新剧目奖,《尊严》、《中国制造》、《正红旗下》等剧作也分别获得了全国各类话剧大奖。中国话剧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克欢说,我国话剧要重新走向振兴,既要获奖,更要市场。


                忧思之三:话剧明星哪去了?
  刚刚结束的全国话剧新剧目交流演出,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全国话剧界很多的大牌明星,一个都没有见到。无论是靠演话剧出名的话剧演员,还是靠演影视剧出名的话剧演员,均缺席价值不在金鹰奖、金鸡奖之下的全国话剧盛会,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明星们为何不来,他们都到哪去了。一位曾担任过国家级话剧院院长的专家告诉记者,话剧不景气,演员们当然自找门路,拍电影、拍电视剧挣钱去了。这位专家说,但要注意到,明星们不参加话剧界的盛会,甚至常年不排一部话剧,仅仅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们话剧界无法为演员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落后的体制、机制,使演员们无论是在展现才华,还是获得经济效益上都无法与影视演员相比。演员的艺术青春是短暂的,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成名成家,而目前话剧的状况是无法满足他们要求的。
  在研讨中,有专家尖锐地指出,问题在于话剧界要敢于承认现实,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大变革,创造一个有利于话剧明星成长的环境,既要利用明星们的魅力增加话剧影响,又要通过更新创作观念、艺术手法、吸收高水平人才创作艺术精品来培养新的话剧明星。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通过体制改革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话剧创作过程中,他们吸收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拓宽了人才优化组合的范围,提高了创作质量,《商鞅》、《正红旗下》等一批优秀作品都是吸收外地人才创作的结果,高水平、高质量的剧本和良好的市场运作,吸引了大批明星加盟。此外,他们还根据演艺人员自由职业的特征,建立有利于人才流动、柔性化管理的演员俱乐部,鼓励竞争上岗,双向选择、优化组合。从而使不少演员既在话剧舞台上获得了成功,同时也在影视领域获得了成功。奚美娟、吕凉、周笑莉、高曙光等人的成功为个人赢得了声誉,也增大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社会影响。上海戏剧学院近几年的许多优秀毕业生,都将能够进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工作作为自己的首选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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