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辽宁在内的北方软环境与南方沿海省市相比，似乎问题更多一些。这是否与地域及人文文化有关呢？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沈殿忠研究员认为，这中间的关系并不大。他举例说，辽宁的一些干部到了广东都干得不错，而一些从南方调来的干部，到了辽宁往往难施拳脚。除了干部，商人也是一样，很多辽宁人到深圳、广东、上海发展，都大获成功。因此，可以说地域和人文文化不是重要因素。
为探讨辽宁省一些地方招商、安商出现问题的原因，记者请教了省内一些专家学者。他们认为，内中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
一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陈旧思想观念和过时管理理念在作祟。辽宁曾自诩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在建国后的４０余年中，辽宁经济主要是国有“一枝独秀”，政府各部门对企业经济行为也一直予以强力干涉。一些权势机关和执法部门总想充当企业经济行为的“指导员”和“制裁者”。沈阳市一位副局级干部郑先生坦言：“很多机关工作人员都进入一个误区，认为政府就是要审批，审批就要盖章。如果没了审批权，那就没人来找了，官还算什么官呢？”正因为如此，早在五六年前南方就普遍实施的“一站式办事大厅”，辽宁一些地方却仍在筹划，究其原因就是一些部门不愿放权。
二是一些执法部门不是甘当经济“助推器”，而是充当“制动器”。辽宁一位金融界厅级干部早在十年前就嘲讽说，辽宁是“车破闸好使”，没人研究“发动机”功率强不强，倒是有人在试“刹车”灵不灵。凌海市地处关内外咽喉要道，这个市的运输管理所不为经济发展服务，却以地利之便大搞公路“三乱”。这个运管所核编是７３人，但实际在职人员３１８人。运管所下设１７个基层单位，有１６个以上路罚款为主业，２００１年罚款额为２６９万元，２００２年剧增到１１２４.８万元，２００３年第一季度为２７４.５万元。辽河油田的一辆车，被扣一天就强行收取２１０元看车费。沈阳一私营企业的个人自用面包车，车内拉了４捆防水卷材和４桶防水胶，硬被说成是“人货混装”，下达了２万元的罚单。去年，这个市新庄子乡交通助理张宏权雇用社会闲散人员收取农拖养路费，截住锦州面粉厂下岗职工张爱军拉水果的三轮车检查，他们以怀疑车主养路费是假的为由将车扣下，车主再三解释，甚至三次给他们下跪都不行，最后还是强行收取７０元钱并不开收据，才将车放行。
三是对破坏投资软环境的行为揭露不够，处理不力。辽宁这些年也不断下文件，做规定，要求政府各部门和执法单位努力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但各地打击破坏投资环境者则是“雷声大，雨点稀”，投鼠忌器。对一些典型案例，有关部门也捂着不肯公开曝光。
四是与北方人长期形成的心理因素有一定关系。新中国成立前的２００年间，辽宁人先是受满清王朝八旗权贵、后是受日本鬼子及军阀势力的奴役，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人人都有了饭碗，大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富人有一股天生的仇视和嫉妒。新华社吉林分社记者李亚彪在温州采访后发现，温州人看见别人比自己有钱，心态是我要挣比你还多的钱；而东北人心态则是，我没挣着钱，也不能让你挣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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