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玉飞天

良渚文化玉琮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会长杨伯达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古代玉器是中华文明的基石，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崇玉、尚玉。杨伯达说，古代玉器应该是石器的一部分，它最早是做为工具来使用。由于其美观并具有人们无法解释的神奇特性，被做为祭神、事神、通神以沟通上天的神物。玉作为神物至少出现于距今８０００年前。
　　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介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西部的朝阳、阜新地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和邻近地区以及江浙一带，陆续发现和辨认出几千件属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其中尤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器最为引人注目，出土了一批包括随葬玉龙、玉凤、玉人在内的动物形玉雕和各种造型特异的玉器，这批玉器出土之多，雕琢之精美，实属惊人。
　　考古工作者对这批玉器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玉雕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黎明时期的哲学观念。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田广林说，玉龙在红山文化的出现，意味着统一的宗教神权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管理形态，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目前发现的史前玉器只存在于中国东部沿海和东北亚地区。郭大顺表示：“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单独划分出“玉器时代”难以取得共识，但这一时期的确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而红山文化的精髓正是玉器，这也是辽河文明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有力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炜认为，随着社会组织的分化，玉器做为礼器，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牛河梁积石冢、凌家滩、薛家岗以及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中，玉器是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礼器。而此后的玉玺、玉带、玉佩更是成为皇权及官员等级的标志。
　　玉器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还体现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杨伯达说，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西周以来“比德于玉”的思想，赋予玉许多美德，将玉道德化，玉德观念逐步流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他说，现今凡在字典上能够找到的带“玉”字的成语几乎全是褒义词，比如 "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不琢不成器”等等。这种将玉器作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２００多个字、词、成语与玉字有关。
　　古代玉器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息息相关，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十分肯定地说，玉器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它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数千年。

战国玉龙

红山文化玉猪龙

　　　尽管近年来全国各地考古发现了不少龙的形态，但参加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专家认为，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堪称“中华第一龙”。
　　据介绍，这种玉龙呈勾曲形，高２６厘米，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鬣，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长、副研究员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玉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龙形的龙。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部落集团所创造的文化类型，继红山文化玉雕龙被确认后，在距今超过８０００年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发现了一条长约１９．７米、用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田广林认为，红山文化发现后，使龙的起源在辽河流域至少有５０００年的历史；而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则把中国人崇龙的历史上推到８０００年前。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说：“除年代早以外，辽河流域的龙，还形成类型多、成系列等特点。”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可分８个类型，按年代早晚排列大致为摆塑型、浮雕型、木雕型、刻画型、彩陶型、泥塑型、玉雕型和彩绘型。
　　据田广林介绍，中国人崇龙礼俗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近年来，河南濮阳发现过有六七千年历史的蚌塑的龙，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遗存中也发现过距今５０００年前的鲵形龙，但这些都是龙的初级形态。
　　郭大顺认为，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玉龙形象，证明了龙确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而且确知这些动物原型中有猪、鹿、熊和鸟。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经过人们不断地艺术加工提炼最终定型。
　　田广林说，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崇龙的最标准形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崇龙礼俗的最终形成。从崇拜各种动物到统一到玉龙，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基本过程。
　　他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龙文化、玉文化的一个直接根系，是中国拥有５０００年文明的基本标志。
　　龙在中国百姓心中是吉兆、智慧的象征，也是人与天、神之间沟通的媒介，被赋予了主宰风雨、载人升天、降临祥瑞等等神奇功能。在中国古代，龙还被引入到古天象学、命理学、以及帝王政治等领域，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