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否认创作的动力来自故乡内蒙古的大草原。小时候，每到假期，父母亲都会带我到大草原感受生活，看牛羊，听民歌，蓝天白云、河流星群构成了天地间最美好的景象。
我真正对草原产生强烈的返回冲动，最后成为自己写作的动力，则是离开家乡后的事情。29岁那年，我来到辽宁沈阳，在辽宁省公安厅从事文学创作工作。
我从牧民身上感受对故乡的热爱，转化成文字书写出来。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怀揣文学梦想的人，只是因为生活、工作，被迫放弃了这个梦想，还好我所在的单位对我的创作给予支持，而我也把握住了机会，用汉字描摹出一个动人的文学世界——它是一个我在心灵里创作的草原世界，每个人都是生动的。我抬眼能看到牧民紫红的脸，看到天边云彩，下雨之前的云越来越低，我能闻到雨水到来的海带似的气味。

从文学的表现上来讲，当你用惊讶的笔触来描写你所看到的东西时，这是会让读者觉得眼前一亮的。我觉得我之所以会“常怀着儿童般的惊异注视着草原的天空、大地、河流和动植物”，是因为爱，对万物的喜爱。我会用喜爱，赞赏的眼光书写世间的万物，不光是写人、写故事，甚至写草、小猫、小狗、云彩……也是用喜爱的眼光来描写。当然在文学作品里也不仅是爱的问题，还要有好的生活观察积累，好的表现力，特别是语言的表现力。
当我和牧民在一起时，我不会拿着采访本记录他们的先进事迹，而是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天气、草场、动植物和羊群牛群。了解牧民们的欢乐与悲伤，听他们讲河流的故事，天鹅的故事和狼的故事，一起放羊，打草。那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你被换了脑子。一旦动了笔，所有的人物都栩栩如生。他们按自己的腔调说话，按自己的性格办事。这时候写的东西，感觉沉甸甸的，暗自欣喜。

自2015年起，我便在牧区采访乌兰牧骑老队员，足迹涉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东乌珠穆沁旗、扎鲁特旗等多个地区，积攒了20世纪60年代乌兰牧骑早期文艺小分队下乡演出，以及牧民生活劳作的丰富素材。
我力求把乌兰牧骑队员写得生动可爱，鲜活感人，他们不是一个传说中的符号化人物，而是具体生活中孩子的父亲、队员的朋友、牧民的家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平凡英雄。这样的人物不仅温暖了牧民的心，也给他们的孩子做出了榜样。我将乌兰牧骑最本真平凡，却最闪耀的精神蕴含在作品中，而这样的作品也将感染读者，传递真善美的品格。有评论家说，《乌兰牧骑的孩子》把童年精神与红色主题，在大草原上得到完美融合。

我第一次获奖的作品叫《白色不算色彩》，获《文学》杂志（现《安徽文学》）年度奖。这是一篇描写爱情的短篇小说。那时我20岁出头，不懂爱情，却极其庄重地写爱情。30多年后，年逾60的我开始写儿童文学，而我离开童年已经很久。说起来，人这辈子是在缺什么找什么。好在爱情和童年都是人生最美好的礼物。
在小说、散文和儿童文学之间做比较，我更喜欢儿童文学的表达。在语言上，儿童文学要求用最少的字词传达出最丰富的意象，字和词要准确，不能含糊。在氛围上，儿童文学允许你使用丰富的想象力，这个很过瘾。在格调上，儿童文学鼓励你表达纯真。我喜欢纯真的作品，比如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夏加尔的绘画，童声合唱团的歌声。其中纯真的因素和我内心一个地方发生共振。
人进入成年，再返回去写儿童文学，愈发困难。当你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接受过功名利禄的熏染，很难以一种童真的眼光看待问题。我的很多朋友喜欢用“天真”这个词来形容我。对于这点评价，我倒很愿意接受，觉得人到老年，能保持“天真感”，更难能可贵。

文学最早吸引我的不是故事，而是语言。在世上所有的奇迹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奇迹是语言本身。像您刚才说到的，语言可以到达幽默，豪放，细腻，淳朴，这不是奇迹吗？我们阅读李白杜甫的诗篇，阅读世界名著，最终留在我们心底，如音乐一般回旋的也是语言的力量。如果文学也有高峰的话，我理解指的是语言的高峰。对一个作家而言，他对于语言的追求和锤炼永无止境。一个作家能用淳朴、生动并且优美的语言讲述人间的故事，那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奉献。跟黄金和宝石相比，语言放射着更为耀眼和纯洁的光芒。

对我来说，跑步是生活中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事：每天清晨，我会用跑步开启新的一天。虽说我天天坚持跑步，也能轻松跑个10公里，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马拉松赛事，怕自己会因前期过分投入的训练和赛场的奋力追逐而失掉奔跑本身的乐趣。
在我看来，一件事只有抵达心灵的时候，这件事才值得坚持不懈地做。在一个跑者眼中，奔跑永远没有终点，而写作也是一样，只要有灵感就会一直写下去。
写作会让人活两辈子，写作会改变一个人的心灵，写作者会发现内心会出现一条通向远方的道路，走过去，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写作使人谦虚，面对时间，面对永恒，面对无尽，写作者会像孩子一样生出敬畏之心；写作使人善良，因为写作者更会感受到人间的不公平，随之带来痛苦的思考，于是，人就善良起来；写作使人朴素，任何人类劳动都能使人朴素，写作是一种心智劳动，更接近于纯粹，如修道访佛。